陈璧君坚称汪精卫不是汉奸

2017-10-28 11:06 阅读 798 次浏览 次 评论 0 条

1891年11月5日,陈璧君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的陈姓华商家。其父陈耕基,原籍广东新会,与梁启超同乡;其母卫月朗,原籍广东番禺。年轻时,陈耕基携妻闯荡南洋,成为当地富有的橡胶商和体面的绅士。陈璧君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,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很完备。“绝对清洁,但不齐整。爱好天然,不事装饰,除去爽身粉外,一生未涂过脂粉。不会唱歌,不会跳舞,好听优美的音乐,但是不懂。好看新、旧、中、外的画,但自己一条直线都画不出来”,这就是陈璧君的自我描述。

在华商中,陈耕基对政治较为超然;卫月朗识大体,明大义。青少年时期,陈璧君颇得母亲真传,有主见,也有胆魄,比一般女生更有思想和决断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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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7年,陈璧君16岁,在槟城同盟会会长陈世荣家莎兰园,她见到年方二十四的革命才子汪精卫。汪是典型的美男子,胡适就曾说过,他若是女人就一定要嫁汪精卫,此话并非戏言。陈璧君情窦初开,对汪一见倾心。为了能常常见到汪精卫,与他共效于飞,陈璧君脑海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:远赴东瀛留学,加入同盟会。陈璧君的心思汪精卫洞若观火,有意回避——汪精卫是有妇之夫,与家乡的刘姓女子结缡数年,虽在异域他乡奔波数载,夫妻关系名存实亡,毕竟那道无形的“纸铐”没有解除。汪精卫旅日期间,因在《民报》上宣传民族革命触怒清廷,他担心牵连刘氏,去信表示“彼此夙无爱情,不宜再生纠葛”。偏偏刘氏是个难得的烈性女子,对夫君忠贞不渝,拒绝离婚,托人郑重其事地转告汪精卫,她决定终身守节,好女不事二夫,因此这段婚姻依然悬而未断。

于是,汪精卫对陈璧君的爱慕作了冷处理,不告而别,避免节外生枝。但陈璧君天性执拗,且不管汪精卫同不同意,先把父母争取过来,变成自己的同盟军。陈耕基听说女儿爱上了有妇之夫,颇为不悦,苦口婆心解释:嫁革命党人,做寡妇的机会很大,过安生日子的可能性却很小。何况陈璧君已与表兄梁宇皋订婚,岂能说悔婚就悔婚,这成何体统!母亲卫月朗却通情达理,她看到女儿茶饭不思,身形日益消瘦,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:由她亲自陪同陈璧君前往新加坡,探明汪精卫的心思后再作计较。

陈氏母女到了新加坡,孙中山特意为她们接风洗尘。年过半百的卫月朗亲睹了一代伟人的风采,亲耳聆听了三民主义主张和创建共和的远景描绘,心驰神往,似乎全然忘记了到新加坡来的初衷,不仅允许女儿去日本留学,她本人也要加入同盟会。

1908年,陈璧君赴东瀛寻梦,“心旌耀耀,一如辅翼凌空,翔飞万里”,她的豪情是那个时代狂飙激进者所特有的。陈璧君乘船抵达东京后,很快结识了同盟会的大批革命志士。

1910年,汪精卫决意亲赴北京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,以回击外界对同盟会高级干部的质疑。(认为他们是怕死鬼,只知怂恿别人流血革命,自己却躲在幕后唱高调。)陈璧君毅然与之同行。当时行动经费奇绌,筹措甚难,卫月朗不惜典质衣服、首饰,给他们提供川资。

由于细节上的疏漏,汪精卫和黄复生的刺杀行动尚未实施,就泄露了行藏。警察顺藤摸瓜,捕获了二人,并打入死牢。清廷将革命党人“明正典刑,以儆效尤”乃是一贯的做法,但汪精卫和黄复生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善主——肃亲王善耆。当革命党刺杀成风、起义不断时,善耆曾说过以下颇具见地的话:“革命党人,早已甘心鼎镬,不畏一死,酷刑重罚,决难禁止其谋。为今之计,只宜刷新政治,以去党人口实;宽容党人,开其自新之路……”宣统三年(1910年)春,善耆细阅汪精卫的供词之后,慨叹“其才出色,其志可悲”, “与其杀掉,莫若令其改变志向,为国尽瘁”。经善耆力争,汪精卫和黄复生幸免一死,仅被判处终身监禁。自有大清律例以来,这是破天荒头一遭。

汪精卫与黄复生入狱之后,陈璧君竭力营救。一天晚上,陈买通狱卒,给汪精卫传递了一封情书:“四哥如面:千里重来,固同志之情,亦儿女之情也。妹之爱兄,已非一日,天荒地老,此情不渝。但此生已无望于同衾,但望死后得同穴,于愿已足。赐我婚约,以为他年作君家妇之证。忍死须臾以待之,其当字覆许我也。”署名“冰如”。生死未卜之际,汪精卫被陈璧君的挚爱感动,乃步清初顾贞观寄吴兆骞之《金缕曲》原韵,填词一阙,赠陈璧君:“别后平安否?便相逢,凄凉万事,不堪回首。国破家亡无穷恨,禁得此生消受。又添了离愁万斗。眼底心头如昨日,诉心期夜夜常携手。一腔血,为君剖。泪痕料渍云笺透,倚寒衾循环细续,残灯如豆。留此余生成底事,空令故人潺愁。愧戴却头颅如旧。跋涉关河知不易,愿孤魂缭护车前后。肠已断,歌难又。”顾、吴是云天高义,汪、陈是江海深情,都有令人心折处。在这阙词后,汪精卫还另书五字——“勿留京贾祸”,表达了他的殷殷关爱。在回信中,受到鼓舞的陈璧君彻底表明了心迹:“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,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能穿过厚厚的高墙。我将遵从你的忠告,立即离开北京,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。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,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,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,你看好吗?”汪精卫自料必死无疑,有约如此,理应遵行不悖。他咬破手指,写了一个红红的“诺”字,认同了陈璧君的方案。对此,曾有高人指出,陈璧君耍了心计,用情用得狡黠。这太扯淡了,生死关头,谁还会打这种小算盘呢?

1911年10月10日,十八星战旗插上武昌城头。不久,清廷覆灭,汪精卫出狱,成为全国景仰的大英雄。陈、汪二人聚首上海。1912年3月10日,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。就在这个月,汪精卫和蔡元培发表《告别京津同胞书》,汪离京返沪,正式宣布和陈璧君结婚。4月下旬,两人在广州正式举行婚礼,陈璧君的伴娘是何香凝。其时,同盟会志士齐聚广州,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一周年,因此汪、陈的婚礼办得非常气派,观礼的人很多。

汪与陈:一个是水,一个是火

 

袁世凯上任后,聘请汪精卫为“高等顾问”,对于此等美差,汪精卫却敬谢不敏,他还辞去了民选的广东都督一职。汪和陈一心想去法国留学,对做官不感兴趣。

1924年1月,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,陈璧君出尽风头。她不仅是仅有的妇女界与会三名代表之一,而且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,开始步入政坛,还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。作为同盟会会员,她参加的一次美洲之行,在海外华侨中为国民党筹资30多万元,创办黄埔军校的经费因此有了着落。

1925年春,孙中山病逝于北京。同年7月,汪精卫当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、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,党、政、军大权集于一身。陈璧君也平步青云,成了令人仰慕的“第一夫人”。

汪精卫主持广东国民政府期间,蒋介石想与汪精卫义结金兰。但陈璧君对蒋没好感,特别担心汪精卫千辛万苦得来的大权被蒋轻易攫去。一次,她看到汪精卫在信函中称呼蒋介石为“介弟”,便数落道:“你愿意做他的把兄,我还不愿意做他的把嫂呢!”汪精卫听出了言外之意,于是顺从夫人另行起草,所谓的“兄弟情分”就这样被抛到了一边。

1926年,蒋介石气走汪精卫,将军事委员会主席、中央组织部长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6项要职抓在手中。其后数年,汪精卫东山再起,出任行政院长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,但已退而居其次。陈璧君尽管贵为显赫的院长夫人和主席夫人,但较之昔日,总觉低人一肩,因此心下悻悻然。她另寻胜筹,为丈夫找补几许亮色。她开始居则富丽堂皇,穿则奇装异服,食则美味佳肴,热心社会慈善事业则只为猎取美名。宋美龄行事高调,夫人外交笑靥生春,陈璧君看不顺眼,妒意和敌意齐齐发作,免不了嗤之以鼻。于是,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政坛上掰腕子,陈璧君与宋美龄在后院中斗心气,两方面的戏份都很充足。

1935年11月1日,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。开幕式结束后,全体中央委员合影,汪精卫遇刺,但未伤及要害部位,逃过一劫。事后,国民党内部谩骂、质疑的声浪全部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汪和蒋的关系就十分微妙,他们一度携手合作,共同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,但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显然很难维持。而且巧的是,合影时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,他的嫌疑最大。

第二天,陈璧君强行闯入蒋介石的办公室,严词厉色地质问道:“蒋先生,你不要汪先生干,汪先生不干就是,何必下此毒手!”蒋介石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质问,不免难堪,但也不便发作,还得反过来安慰她。但陈璧君毫不买账。

性格即命运。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,一个是水,一个是火。汪才思敏捷,待人温和,可办起事来瞻前顾后,缺乏魄力,柔韧有余,刚猛不足。陈璧君却是炮仗脾气,快人快语,勇决智断。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重大难题,总喜欢与夫人商量,陈璧君也乐此不疲。久而久之,陈璧君养成习惯,事无巨细均要插手过问,令汪精卫的左右苦不堪言。汪曾说:“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,而且是老同盟会会员,许多事当然要听她的意见才能决定。”这就等于亲口承认了陈璧君是其主心骨。陈公博是汪精卫的死党,他的议论颇具说服力:“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,但没有陈璧君,也坏不了大事。”汪精卫一生不赌不嫖不抽,看来并非惧内所致,而是敬内所致。

“妇唱夫随”,汪精卫“逼上贼船”

抗日战争爆发后,蒋介石打算以空间换时间,先避战,后抗战。汪精卫则力主和谈,他认为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,与其以卵击石,不如委曲求全。汪的妥协论调受到舆论的强烈反对,国民党内倒汪的呼声迅速高涨,蒋介石是幕后推手。汪精卫深知蒋的厉害,强争必然大败,他一度心灰意冷,决定退党赋闲。但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,他手下的那些小弟,尤其是陈璧君,决不会允许他金盘洗手,他们要为他找寻出路。

 

当年,日本军方野心勃勃,意欲玩小蛇吞大象的把戏,从中国腾出部分兵力征服南亚和东南亚各国,于是请汪精卫出马收拾中国沦陷区。汪精卫深知这一步迈出,就算踏上了不归路,他迟疑不定,徘徊难决。召集手下干将周佛海、梅思平商议对策时,一旁的陈璧君终于按捺不住了:“只要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‘和平运动’,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。”

1938年11月,梅思平受汪精卫指派与日方秘密达成协议,初步拟定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行动计划。对于协议内容,汪精卫斟酌再三,并不感觉屈辱,尚能接受。但他是堂堂国民党副总裁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,若与日寇合作,必定名节丧尽。汪精卫的内心受到日复一日的煎熬,并不像后人臆测那样,一开始就急不可耐地投日。

陈璧君只认一个死理:蒋介石一手遮天,汪精卫形同摆设,与其这样,还不如换个地盘,另起炉灶。她见丈夫举棋不定,便再次越俎代庖,话说得很难听:“难道当汉奸也要坐第二把交椅?谁不愿意走,只管留下好了,我是一定要走的!”陈璧君去意已决,一把火烧掉了《日华协议记录》,消除隐患。梅思平赴港之际,她在饯行酒会上发飙,逼汪精卫表态:“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,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,不能反悔!”逼上梁山的事情会发生,逼上贼船的事情也会发生。汪精卫视陈璧君为主心骨,她拍了板,他也就豁出去了。

一朝权在手,便把令来行。投敌后,陈璧君终于餍足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权力欲望。她网罗亲信,安插私人,不仅在党政部门布下众多耳目,而且倚赖亲属为心腹爪牙。1939年8月,汪精卫召开“国民党六大”,陈璧君的两个弟弟和妹婿、侄子、干女婿以及家庭教师全部当选“中央委员”,而后更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的显要官员。陈璧君将汪伪政权视为“家族公司”,打理起来自然得心应手。

权势最能扭曲人、异化人,使廉者贪,使清者浊,使智者癫,使勇者顽。陈璧君把持权柄,气焰日益嚣张。汪精卫只能苦笑着自我解嘲:陈璧君到了更年期,这些都是正常的。有时汪精卫与来客深谈,刚过约定时间,陈璧君就会推门而入,大发出逐客令:“你们该让汪先生休息了,有话改天再谈。”有时汪精卫设宴待客,饮酒正酣,谈兴犹浓,陈璧君轻咳一下,或叫声“四哥”,汪精卫就会放下酒杯。在众人面前,他对“妻管严”从未流露过抵触情绪,许多人都佩服他好涵养。汪伪政权中的那些官员对陈璧君畏之如虎,即便被她辱骂,也只能忍气吞声,不敢还以颜色。

穷途末路,落入军统圈套

1943年,汪精卫枪伤复发,胸背及两肋疼痛难忍,沪上名医为之束手,只好送往日本动外科手术。然而旧弹头的铅毒已经渗入骨髓,虽削去2/3的脊骨,仍无济于事。1944年11月10日,汪精卫高烧后陷入昏迷,医药罔效,一命呜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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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精卫撒手而去,陈璧君顿失凭依,她将一张写有“魂兮归来”字样的纸条黏附在丈夫的尸体上,对自己的前景头一遭感到了茫然。昔日宾客如云、走卒如蚁的汪公馆,如今门可罗雀,陈璧君眼看南京不是安身之地,便去坟前哭别汪精卫,前往广东投靠两位胞弟。

此时,汪伪政权风雨飘摇,陈璧君已踏上穷途末路,等待她的是接连的坏消息。她的胞弟、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,侄儿陈春圃见大势不妙,也挂冠而去。陈璧君唯有指靠妹婿褚民谊,请他出马主持广东政局。然而今时不同往日,“国民政府”的老板已换成了陈公博,他对陈璧君的电函不以为然,理由是“民谊不能离开中央,有许多事要借重于他”。这个硬钉子把陈璧君碰得火冒三丈,她直闯主席官邸,一脚踹开陈公博的办公室,拍案狂呼:“汪先生一向待你不薄,你就这样对待他的未亡人!”陈公博深知今天若不让她满意,自己就无法过关。于是,陈璧君如愿以偿,妹婿褚民谊得以出任伪广东省省长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天皇宣布日军无条件投降,陈璧君如遭雷殛,自知大限将临。轮到她向亲信训话时,好不容易才找出一套自欺欺人的说词:“慌什么,汉奸才发慌呢,我们又不是汉奸。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,现在和平已经实现,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,有什么可慌的!”其实,这节骨眼上,陈璧君惶惶如丧家之犬,也只有褚民谊肯来跟她商量。陈璧君授意褚民谊给蒋介石发去电报,试探蒋的态度:“敌宣布投降后,共军乘机蠢蠢欲动,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,不良居心昭然。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,力保广东治安,静候中央接收。”翌日,陈璧君让褚民谊再补发一封电报:“汪夫人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,誓将广东完璧归还中央,盼蒋委员长训示。”两封电报发出后,如同泥牛入海。此时,广州城内,锄奸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,陈璧君躲在寓所里,忧心如焚,一日数惊。

某些不待见的人,换个时候,就变成了救星。当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现身时,褚民谊如逢大赦。郑介民带来了蒋介石的密码电报:“重行兄:兄于举国抗战之际,附逆通敌,罪有应得。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,自当从轻处理。现已取得最后胜利,关于善后事宜,切望兄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,来渝商谈。此间已备有专机,不日飞穗相接。弟  蒋中正。”褚民谊反复细读电文,将信将疑,但又不敢说出自己的疑虑,只向郑介民打听了赴渝的日程安排。

陈璧君为人骄躁,但她并不天真,读了蒋介石的电文,她疑心这是一个“请君入瓮”的圈套。但褚民谊比她乐观,一方面他认为他们有旧功可以折新罪,另一方面认为蒋介石会看在彼此反共目标一致的份上,给他们效劳的机会。陈璧君进退两难,最终,她靠一枚硬币卜定了自己的行止。陈璧君让人上街买了两筐刚上市的洋桃,准备带到重庆,一筐送给宋美龄,另一筐送给国民党元老吴稚晖,请他代为缓颊说项。

然而,他们上了郑介民的当。陈璧君和褚民谊登车后,很快就失去了自由。军统特务将他们押送至南京,关在宁海路25号看守所。陈璧君沦为阶下囚。

拒绝特赦,要把牢底坐穿

抗战胜利后,汉奸逆案成为全国瞩目的重案。法庭上,昔日那些趾高气扬的汪府大员,一个个垂头丧气,唯陈璧君硬着头皮,拒不承认是汉奸,还厉声质问众位法官:“日寇侵略,国土沦丧,人民遭殃,这是蒋介石的责任,还是汪先生的责任?若说汪先生卖国,重庆统治下的地区,由不得汪先生去卖;东北、华北、华东沦入日本人之手,还不是蒋委员长拱手相让的!当初日本人进攻广东,国府大员闻风而逃,你们何曾尽过守土之责,这难道也是汪先生的责任?南京统治下的地区,是日本人的占领区,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,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,还有什么国可卖?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,赤手收回沦陷区,如今完璧归还国家,不但无罪,而且有功……汪精卫投靠日本是汉奸,蒋介石投靠美国英国是不是汉奸?”此言一出,法庭大哗。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,罪名为“通谋敌国,图谋反抗本国”。当庭宣判时,她大声抗辩道:“本人有受死的勇气,而无坐牢的耐性,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!”

1949年4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,将陈璧君从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移送到公安局看守所。数月后,陈璧君被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,其余生的最后十年便在此度过。

1949年9月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。会议期间,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、周恩来,特意为陈璧君说情,请求特赦陈璧君。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。他说:“陈璧君是个很能干、也很厉害的女人,可惜她走错了路。既然宋先生、何先生为陈璧君说情,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,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,将她释放。”

当晚,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,由前者执笔,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:

陈璧君先生大鉴:

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,彼此都很了解。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,我们十分尊重你。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,一直持同情态度。过去,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,不可能为你进言。现在,时代不同了。今天上午,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。他们明确表示,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,马上恢复你的自由。我们知道你的性格,一定难于接受。能屈能伸大丈夫,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,好姐妹,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,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。

谨此敬颂大安。

庆龄(执笔)香凝

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

陈璧君并未欣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善意,她回信婉拒,大意为:共党要我悔过,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,认为我是汉奸。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,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。这不用我历数事实,二位先生心中有数,共党心中有数。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,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。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。

死硬的陈璧君真就把牢底坐穿了。不管你是否认定她是汉奸,你肯定会对她饰演的硬派角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这样硬气的男人尚且不可多得,何况她年老多病呢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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